关于《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5篇

关于《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5篇

　　本书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第一部通史著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关于《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5篇，欢迎借鉴参考。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一

　　该书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即古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探索历程，试图回答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这个问题。在先生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本答案，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二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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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三

　　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方面无效。如果这当中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且将鼓励经济因素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食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到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的通。(《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实验——改革的盲点和障碍)

　　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中国大历史》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而非竞争性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

　　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与愿望.......(《中国大历史》第十七章：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之困难......说国家经济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中国大历史》第二十章：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经济成长与法制)

　　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这样无人性的立论很可能扰乱读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读者，然则这不是作者本意。(《中国大历史》第二十一章：台湾、香港与澳门——本书命意)

　　大致看完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摘录了几段自己有些感触的文字出来做个交代——前几日老公见我在读《中国大历史》，遂问我这书讲了些啥，说与他听听，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讲起，老公遂言我大约就是那种只读自己想读的东西的那种人，不管读多少书，心里装着的，还是自己自以为是的东西。我有些不忿，却也无力反驳。想起这些年虽然读了些书，却真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心里一发狠，决定把多年前语文老师的假期作业必杀技拿出来：以后但凡读了什么书，必得写篇读后感出来，多多少少能提炼一些书中所言吧和自己所想吧。

　　黄仁宇先生自言macro-history这词看来是他创用，他也为这大历史之说吃了不少苦头，因着欧美史学界研究历史向来是各取一小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比如明史专家清史专家甚至某些专家只是研究唐代经济或宋代某个方面而已。他却大笔一挥，纵横中国上下历史五千年，硬要把中国当代这百年历史的伤痕累累之因由，攀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中央集权种下的果。为此在欧美史学界掀起阵阵风波，尤其让那些中国专家们大为不满，然而黄仁宇坚持己见，虽然不至于披荆斩棘，想来也遇到了不少阻力，能有今日之成就，实可见黄心性之坚定，令人起敬。

　　按黄的解读，秦之统一实则是中国地理位置之必然——一则中国的文化发源地黄河流经中原，含沙量高达百分之四十六甚至百分之六十三，年年都有河道堵塞改道的事情发生，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这黄河治理实在难为。二则则是“十五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相符，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土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十五英寸的雨量是常态，故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而线之西北，则气候干燥，人民游牧为生。而气候不利之年，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于是双方战事不断，此种情事，亦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共御外辱。故秦之一统，虽早在两千年前，超越同期其他文化，实为必然也，因为不管是治理黄河的水患，还是共御长城之北的游牧民族的侵略，都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所以即使之后中国历史分分合合，然而这大一统的趋势始终不变。黄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里，把中国分成了三个帝国解读。第一帝国即秦--前汉--后汉，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典范;第二帝国即隋唐北宋南宋，是最开放最具世界色彩的朝代，可惜政府架构虽在第一帝国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但终究没有成功;第三帝国即元明清，内向而非竞争性，终致闭关锁国而落后于世界。

　　按黄先生的说法，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因为防洪救灾以及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在技术尚未发展之际，先造成了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以仪礼代替行政，以纪律代替法律，只注意以家族为单位构成政治上的向心力，不鼓动各地域各就其特点及经济上的长处发展，他们注重“尊卑、男女、长幼”的伦理教育，忽视个人之经济性格，对于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民法不能展开，以致整个组织缺乏结构上之坚实性，也因此无从发挥功能上的机动能力。这种体制均匀地渗透着某种公共精神。不过，这种公共精神只能依靠皇帝个人的警惕来维护。一旦皇帝做不到这一点，这种体制就会允许一大群与政府联系紧密的人来压榨穷人和无发言权的人，这种体制下，在顶端的帝王权威和中层以及大量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管理地带。中国传统社会次序是“士、农、工、商”，商人处于社会最低的位置，他们从未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行政管理方式，也不足以导致国家体制的修正。国家财富通常消耗在土地市场或者被用来购买进入学者或士绅官僚行列的资格。一个王朝带着原始落后经济的狂野精神而兴起，然后在将这种经济引导导更高发展阶段后，它就失去活力而变得颓废。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到了清朝末期，在西方列强的抢夺中，满清君臣的还企图局部修正这个体制，其实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那时中国之改变，有如走兽化飞禽，非脱胎换骨不可，然满清倒台民国建立之后的宪法约法都是纸上文章，所以旧体制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故有后来的万事纷纭军阀割据之局面。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借着北化和八年抗战，替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因为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所以缺陷重重;而毛泽东与中共，因借着内战与外界隔绝的机会，以土地革命的手段翻转了中国的底层机构;现如今中国政府则是在努力完善各式法律，以完善这社会架构的中间机构，从而引导中国迈入这世界大舞台。

　　虽然我并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但读完《中国大历史》，还是很难赞同黄仁宇先生这大历史观。他批评司马光的历史观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自诩他自己是以历史“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历史观，其实更坚持历史“应当如是”，很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更有宿命的论调。而且大历史的架构实在太大了，薄薄一本书三百多页要写完中国五千年历史，完全是粗线条的推进，这也不合我喜欢看历史人物故事的口味，所以黄先生的大历史，于我而言只是换个角度读一读中国历史，但我实难认同他的大历史说法。

　　我读历史，是为了寻求历史“何以如是”，但我拒绝相信“历史应当如是”。我从来觉得人类历史一如个人一生，很多偶然的事件就会导致人生发展向不同的方向，有时候虽然会跟朋友附和“这都是命啊!”但我从来不是一个相信宿命的人。虽然读了别人的历史故事未必能帮助我重蹈覆辙不犯相同错误，但至少可以让我少些迷惑纠结，所以我更喜欢读那些历史中个人的历史故事，更不用说这些故事要有趣得多。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四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充满了铺陈的豪迈与细节的生动，历史就像是一块宝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提炼出的内容总不乏深意与新意。

　　如果说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还只是从每个朝代的内部去剖析细节，那么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无疑具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距离感，在粗线条的史料归纳中，将历史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如西欧和美国对比，这种大历史观的着眼点在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具现实借鉴和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化，古老的文明古国体验到传统落后与现代化失之交臂进而备受欺辱的苦痛，谦虚地求教于西方文明，试图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在一起，融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文中，作者提到了几个关键概念。首先是一种关系，作者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是官僚阶层，下面是农民，二者混同一致，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政治方针、科举，无非是用来符合小自耕农民的道德标准。这种间架结构的社会关系，从早期的周代就已形成，井田制的发明就是一种理想化的上层设计推广到农民阶层，缺少中间的组织和阶层搭建起上下层的交流和互动。其次是一种技术。作者称之为“数目字管理”，即是市场经济社会，让市场占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通过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使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如果没有历史的纵深，我们不会发现祖先们引以为傲的一套社会运行方式其实是落后和低效的，现代化必须靠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再次，是一种蜕变。作者形容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就像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一样，并不容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巨型农村集团的朝代更迭，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受到压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法律、信用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发展缺少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简单的改革无法实现的。

　　作者以三大帝国：汉朝、唐宋、明朝形成的基础、过程、功过得失为线条，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朝代的更迭中多有几分相似。贯穿中国专制王朝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的形成是地理、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作者概括了三点地理因素：首先是黄土，绵细的黄土使农业快速发展，也带来黄河泛滥的灾难，需要上游地区诞生统一管理的指挥机构治理黄河水道，避免以邻为壑。其次，亚热带季风气候使降雨量集中在夏季，形成了一条15英寸等降雨量线，这条线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联系在一起，为了生存，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使得战争频发，需要强大的政权来守卫。在农业文明的浸润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文化特征。当然，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发展的障碍。

　　中央集权似乎是每一个朝代开国时要巩固和强化的制度保障。从刘邦到赵匡胤再到朱元璋都无一例外。然而，每一个朝代即将衰亡之际，都出现地方自治和军阀割据的现象，不是中央集权穷途末路，而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和调整的自觉性。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作者提到的一种组织，即社会的中间阶层来优化这种变革。所以，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流血，都是一种悲剧的奋斗以失败告终。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王安石变法。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试图通过金融管理国家，以一种现代化的信用体系支撑起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以及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如青苗钱，政府在种禾苗季节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农民还款并支付利息。均输法，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买到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牟利。保甲法，采取民兵制度。这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贴近我们现代的生活，让我们对一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肃然起敬，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试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和深度不曾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提起过。然而，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却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远。金融的发展是要素配置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服务于工商业的社会公共机构健全的基础之上。在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小自耕农处于弱势，没有法律的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经过艰苦奋斗，将既有利益集团彻底铲除才建立起真正的商品经济。王安石的变法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改革引发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不是经济的变革，只是官僚之间的斗争。

　　《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五

　　历时俩月，终于读完了。很多东西读的半懂不懂，书到用时方恨少，书读的少，看大家写的东西就颇吃力!中间实在读不下去，就掺杂读些不吃力的，算是一种变相偷懒吧!

　　吕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皆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出相对客观的剪裁记录，对于一些集体认识有偏颇的公断，亦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予以指出。读来颇受启示!

　　吕先生是史学界公认的读书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同人传为美谈。《中国大历史》初版于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